腳下的路，早已走過了少年與青年，現(xiàn)在，我正朝著花甲之年走去。  
多少年了，我一直在等待：等待我雙鬢染上霜雪、臉上布滿溝壑，等待我耳畔沒有塵囂、心中不再慌亂，到那時，我才有足夠的心力拿起一支沉重的筆，去書寫一個值得追尋的生命、一個應該探望的靈魂。  
現(xiàn)在是時候了。我終于鋪開了稿紙拿起了筆，然而，從胸口到喉頭涌出的，竟然是一聲輕輕的呼喚：昭武先生——我的恩師與摯友——我在想您！  
一  
二十二年前，先生的生命在他花甲之年走到了盡頭。噩耗傳來那天，我放下了工作，把自己關在屋里，我想為先生寫點什么。結(jié)果，筆墨拌著淚水寫成的只有四個模糊的字：杜鵑啼血。  
其實就在此前不久，我與先生才見過面的。當時母校七十華誕，我和志君均在被邀校友之列。坐了通宵大巴趕回到母校，才知道先生生病住進了醫(yī)院，于是便徑直趕到了病房。先生就站在病房的窗前，一臉蒼白，深陷著的雙眼帶著喜悅的神情。他沖我們大聲說：“我就知道，學校找不著，你們會追到醫(yī)院來。”
看著先生的病容，惦量著先生的話語，想著先生從未改變的信賴與關懷而我們卻無一囬報，心中難免自責起來。就這時，先生已從枕下抽出一疊稿紙遞到我眼前，那動作就好像當年拿出習題要我解答。然而這次，先生拿出的不是考卷，而是他剛寫成的詩稿，題目叫做《病中吟》。剛讀完兩首詩，我便對先生說：太傷感了，讀不下去，先生寫點別的吧！先生望著我，認真地點著頭說：好吧。  
囬到德陽不久，果然收到了先生寄來的新詩，他在信中說：“病已大愈，醫(yī)生準予囬家養(yǎng)息。接受你的意見，從此去悲調(diào)而唱歡歌……”  
我們?yōu)橄壬�身與心的好轉(zhuǎn)而高興，商量著這次一定接先生來家中住一段時間。然而信未發(fā)出就接到同學躍華打來的電話，他說：昭武先生今天走了，是肺癌晚期。先生留下了話，不讓保留骨灰，全撒嘉陵江中。  
二  
我們的母校蓬安中學，就在嘉陵江邊。  
當年上高中時，教我們物理課的，便是楊昭武先生。  
先生身量不高。記得第一堂課上，先生在黑板上寫下一道數(shù)學公式介紹自己的身高：√2≈1.4142。隨即引來一片哄笑之聲，笑過了，先生才一板一眼地說：“這下記住了，這個公式以后會經(jīng)常用到。”  
雖然身材瘦小，但他卻有三樣“法寶”：一雙明亮如炬的眼睛，一副聲宏如雷的嗓門，一對特大無比的手掌。有了這三樣，他便基本擁有了對整個教室的“控制地位”。然而最初，一向獨往獨來的我，并未受到他的控制，更沒有對他成天叫喊的“科學邏輯”產(chǎn)生半點興趣。  
我很清楚，三年的初中全在一片混沌中散漫度過，我的“數(shù)理化”知識幾近于零；我更明白，兩年的高中階段也會很快過去，然后依然是“上山下鄉(xiāng)”，在那個“廣闊天地”里“科學邏輯”更會一無所用。于是，每天上課我照舊手端小墨盒、腋夾舊報紙悠然走進教室，尋了墻角位置，認真練習書法——我聽人講：在農(nóng)村，一手好字能派大用場。  
然而，我還是被他吸引了過去。不過，最初吸引我的不是“科學邏輯”，而是先生在黑板上書寫的一手漂亮的字。  
先生的板書，工整中帶著飄逸、點畫間藏著節(jié)韻。他踮了腳尖伸長了手臂旋轉(zhuǎn)著手腕一路寫下來，留在黑板上的，竟然是一幅美妙絕倫的書法佳作。我記不得什么時候開始，我悄然收起了課桌上的楷書字帖，轉(zhuǎn)而專心臨寫起了黑板上的的粉筆行書。  
后來有一天，先生走到我身旁，夸我的課堂筆記做得不錯。  
現(xiàn)在還記得，當時我的心有些慌亂，我的臉有些發(fā)熱。  
三  
先生年近不惑才執(zhí)鞭從教——聽說他此前是百貨公司售貨員——他自己總說他是“半路出家”，然而學校的老師們都說他“自然科學知識極其深厚”。  
自身“知識深厚”和讓學生清楚明白之間，隔著一段長長的距離。因為這段距離，當年先生費盡了心思。  
在先生的“科學邏輯”中，他首先看中的是“科學概念”。在他看來，一切數(shù)理的推論都是建立在準確定義的概念之上的。“沒有基礎，咋修房子”，先生經(jīng)常這么說。  
為了讓學生真正掌握一個物理概念的內(nèi)涵與外延，先生字斟句酌地描述過了、形象生動地比喻過了、具體實驗也演示過了，然而，臺上的先生早已大汗如雨，臺下的學生仍舊一頭霧水。先生只好停下既定教學計劃，“死纏爛打”之后，終于在某一時刻學生們開了竅懂了，他才擦了汗，長舒一口氣，但還是沮喪地說：“又掉別班的后面了。”  
教我們這些學生，先生遭遇的第二道難關是：數(shù)學基礎。他在一次課堂演算時才發(fā)現(xiàn)，我們對“方程式”的建立和求解，以及對于一些“幾何”的概念，幾乎一張白紙。  
這次，先生沒有停下他的教學計劃，而是采取迂回戰(zhàn)術、開辟“第二戰(zhàn)場”：他用晚上自習時間為我們補習初中數(shù)學。而且極具針對性：當晚補習的數(shù)學內(nèi)容，往往直接相關于第二天的物理教學。先生笑稱：這叫“臨陣磨槍”，“熱炒熱賣”。  
先生的苦心沒有白費，第一個學期下來，我們對于“科學邏輯”似乎有些“入門”了；與此同時，我們注意到先生額上的汗珠，明顯減少了許多。  
四  
現(xiàn)在，先生在課堂上不僅教授知識，還要傳授方法了。他反復強調(diào)：“沒有科學的方法，哪來科學的邏輯？！”  
從如何讀書到如何解題，從怎樣推導到怎樣演算，他都有許多的“小竅門”，先生不遺余力地向我們“兜售”這些他當年讀書時得到的“絕活兒”；他甚至在物理課上大講“辨證法”與“方法論”，他十二萬分地確定：在“原因”與“結(jié)果”、“已知”與“未知”之間一定存在著聯(lián)系，而找到那條聯(lián)系紐帶的金鑰匙便是：分析與綜合。  
他曾生動地做過一個比喻：  
你要囬家，就要開門；門上有鎖，得找鑰匙；問媽媽要要鑰匙，媽媽說哥哥拿去了；找到哥哥，拿到鑰匙——這個順向的過程，叫做“分析”。  
然后，拿鑰匙開門回家——這個逆向的過程，就是“綜合”。  
先生還用了大量習題舉例，演示他“分析與綜合法”的實際應用：  
在他的演示中，首先被列出的是一個渾身爬滿“問號”（未知數(shù)）的“原始方程式”，然后，各個“問號”的身后跟出一長串的“箭頭”，“箭頭”們最終所指竟然大都是“句號”（已知數(shù)）——到這時，“分析”的任務大功告成。剩下的“綜合”工作——由全部的“已知”去圍殲那個唯一的“未知”——幾乎如滾雷下山，勢如破竹。  
原來，破解世間的難題，都用這個方法，都是如此簡單！  
先生轉(zhuǎn)過身來，扔掉手中的粉筆，大聲說：“只要你們掌握了科學的方法，就如同利劍在手，就會無敵于天下。”  
我是幸運的，那堂課我用心聽了。在后來的學習與工作中，我雖未“無敵天下”，但先生教的方法確是屢試不爽。  
五  
先生依舊站在講臺上，端端地講著他的“科學邏輯”和“科學方法”，他從不敏感于身邊正在發(fā)生的事情，例如：窗外的天空正由渾沌變得睛朗，他身邊的我們正在由孩子轉(zhuǎn)為成年。  
一九七七的暮春過后，整整一代的青年都變得亢奮而焦灼，因為，我們的眼前第一次出現(xiàn)了完全自主的選擇：考大學，還是干別的？  
我跑去找到昭武先生，問：“先生，高考是咋回事？”  
“高考，就是爭取命運的一次拚搏。”先生這樣說。然后他完整地講了他們當年高考的過程，以及備戰(zhàn)高考的狀態(tài)。  
那次談話之后我便下了決心，并比照先生當年的模樣，真的用起功來；我與先生的接觸交往，也已不僅在教室，更多的是在先生宿舍的那盞白熾燈下。  
由于師母帶著孩子生活在鄉(xiāng)下，先生便一人住在學校荷花池旁的一間屋子里。每當學生宿舍熄燈之后，我便抱了書本溜到了這里——先生的屋里，總亮著燈光。  
推門進去，先生就在燈下坐著。見了我，他伸出一只大手，壓低了嗓門但卻毋庸置疑地命令道：“拿問題來！”似乎我每天都該有問題——或者，我就是那問題。后來，先生向我解釋：其實“問題”才是最好的老師，也是人類進步的唯一動力。他還說恩格斯就曾說過：一個問題，勝過十所大學。  
然而大多數(shù)的時候，我是提不出任何問題的。這時，先生總會拿出一個軟面抄的小本子給我——那里面全是先生收集整理的各類習題，每頁的正面是題面，背面則是這道題的解答。上面寫的字細小無比而又工整清晰，這讓我再次領略了先生的書法功力。有一次，先生拿出一支派克銥金筆給我看，他說：“我沒穿過一件好衣服，卻不能沒有一支好鋼筆。”  
題做完了，先生總有一番妙趣橫生而又是舉一反三的講解。我越來越喜歡聽先生講題。有一次先生心情大好時，曾經(jīng)得意地告訴我，他在大學當過助教，專講習題的。  
終于有一次，先生也遇到了他解不開的難題——那是我為了“交差”，從一本蘇聯(lián)競賽題里抄來的——先生研究了一天仍未有結(jié)果。“走，找沈先生去。”  
沈光峰先生是學校物理教師的老前輩，是先生當年的先生。沈先生住在平房教室中間的一間小屋里，除了一張小床，屋里只有一把藤編的椅子。  
藤椅被沈先生坐了，我便一屁股坐在了小床上——抬眼卻見我的昭武先生，他正躬身立在沈先生身旁，恭敬地請教問題——我感到臀下一陣灼熱，似乎意識到了什么，于是猛地起身，站在兩位先生的身后。  
我不知道那一刻我意識中的究竟是什么。但我卻知道，那一次，坐下去的是個孩子，站起來的已然是個成人。  
六  
一九七七年的夏天，酷熱難耐。  
在那盛夏的假日里，我卻沐浴著清風。  
為了滿足來自各方青年的學習需要，也為彌補當時教材的種種不足，縣教育局抽出一批教師，利用假期緊急編寫《復習提綱》。于是，昭武先生住進了縣招待所的一處幽靜小院。正好，我家離那小院僅咫尺之遙。  
每天的黃昏是我去看先生的時間。忙碌一天之后，先生一手端了煙桿、一手搖了扇子，坐在一棵老樹下面與我說話。  
話題自然是從我的學業(yè)開始的，但慢慢的就變得輕松起來，講了許多中國的書法和詩詞，也講到了蘇聯(lián)的文學與繪畫，有一次，竟然無意中觸碰到了一個沉重的話題：命運。  
剛點燃的葉子煙被磕滅了，一盒火柴被重重地扔在茶幾上，先生久久地凝望著早被黑夜籠罩的天空。  
就在那個寂靜的晚上，昭武先生對我——一個不足他生命長度一半的學生——講述了他的半生經(jīng)歷和坎坷命運。沒有悲切哀怨，只有冷峻思考，講完了，先生留給我的還是深情教導：要理性面對命運，要堅守人生理想，要珍惜每天光陰……  
先生出生農(nóng)家，從小天資聰穎而又體弱多病，為此，在他年幼時家里便請了師傅，一邊習文識字，一邊練武強身——他曾在課間給我們表演過的“二指倒立”的功夫，就是從小練成的——良好的教育和求知的渴望使他的學業(yè)一路精進：高中畢業(yè)他考上了著名的云南大學理論物理系，大學畢業(yè)他如愿考上本系研究生。  
那是一九五八年，那時的先生真可謂“天之嬌子”。  
然而就在那一年，命運的眷顧突然終結(jié)：因國家的困難，全部的研究生招生被迫終止。先生在學校“助教”一段時間后，被分配到了一家科研機構(gòu)。然而科研機構(gòu)這時已無“科研”可做，時光在苦等中慢慢蹉跎，加之家中妻兒老小需要照顧，先生便申請調(diào)囬家鄉(xiāng)工作。  
大概縣里的人事干部對于“理論物理”的最大聯(lián)想，僅僅止于“半導體”，于是，先生便成了百貨公司收音機柜臺上的一名售貨員。  
還好，在先生年近四十的那一年，他的母校熱情地將他迎了囬去。  
從此，在蓬安中學的教席中，人們開始遠遠近近地打量著一個瘦小的身影；在校園的教室和林蔭道上，總能聽到一個時而抑揚頓挫、時而慷慨激昂的宏亮嗓音。  
而我卻恰逢其時。盡管我在先生身邊時間不長，但恰在大地初醒的春日，正是我心智待開的那個早上。  
在生命長途中，先生是一道流光，正好照亮我將要前往的：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