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離開我們己四十多年了，我很想寫一篇紀念父親的文章，但幾次提筆又踟躇，因為父親在我少兒時期的那些印象里并不是很深刻，這時期，很多關于父親的事是從母親和哥哥姐姐們那里獲知的。  
我兩歲那年，正值新中國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營養(yǎng)不良的我，體弱多病。母親怕養(yǎng)不活我，想把我送給一家沒兒子的遠房親戚家。母親的想法很實在，因為這家親戚的家庭條件不錯，我到他家后一定不會過苦日子。可是父親堅決不同意，他認為再苦再累也要親自把我拉扯大。為此，他還與母親吵了一架，最終母親妥協(xié)了，同意把我留下。當時我們養(yǎng)有兩只蘆花母雞，下蛋很勤，父親自然不會允許哥哥姐姐們分享這些雞蛋，都讓母親做成雞蛋湯，為我補充營養(yǎng)。好不容易熬過了三年自然災害這段苦日子。  
在我記事的時候，發(fā)現(xiàn)父親走路時與別人不一樣，一瘸一拐的，我才漸漸懂得了父親是殘疾人，這仲事在我的心靈上蒙上了一道陰影，上小學的時侯，我總希望母親或哥哥姐姐們接送我，不喜歡父親接送，害怕同學們暗地笑話父親是個瘸子。后來，我才知道，父親是解放前給有錢人打工落下殘疾的。那時，父親在犁田的時候被鐵釘扎傷，為了不務東家的農(nóng)活，按時拿到工錢，他沒有及時停工處置使傷口感染化濃。由于沒錢醫(yī)治，最后導致左腳掌嚴重萎縮變型，落下了終身殘疾。了解這些原因后，我喑暗落淚，我很感恩并敬佩父親，他為了我們一家人作出的犧牲太多太多了。從那時起，我暗暗下決定心，要努力讀書，報答父母。  
我讀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家里處于最困難的時期，兩個哥哥結婚后獨立安家，在經(jīng)濟上與我們劃清了界線。大姐和二姐也出嫁了，父親母親帶著我和正在讀初中的三姐一起生活。當時生產(chǎn)隊是靠工分領取糧食和生活物資的，每個壯年勞力勞動一天的基本工分是10分，父親由于落有腿疾，每個勞動日只有6分，只相當于一個婦女勞力的報酬。一家四人，兩個人讀書，家里沒有主勞力，日子的艱辛可想而知。有一天，我無意間聽到母親和父親商量，準備讓讀初中的三姐輟學。父親不同意，他說，鳳（父親對三姐稱呼）聰明，讀書成績好，還是班里的團支部書記，為我們家掙了光，長了臉。怎么能讓她中途退學呢？再苦再累，也要讓她把初中讀完。母親說，我是看你太苦了，想讓鳳回家掙工分，其實我內心也不忍鳳退學的。我還偷偷看到父親拉著母親的手說，我們多吃點苦沒什么關系，讓孩子們多讀點書吧。在父親的堅持下，三姐終于堅持談完初中。在我們這個五百多人口的大塆，三姐是第一個初中畢業(yè)的女孩。后來，通過兩年多勞動鍛煉，三姐被推薦到師范學校讀書，成了我們塆第一個吃“皇糧”的國家教師。當大隊書記送來通知書時，父親非常高興，讓我去代銷部買了瓶“小黃樓”，吩咐母親炒了幾道菜，特意留大隊書記喝上幾杯。平日里大隊書記很敬佩父親的人品，對父親也很照顧，三姐能推薦去讀書，他幫了不少忙。父親是不愿“欠債”的人，我知道他舍得拿出家中僅有的積蓄請書記喝酒，不僅是為三姐高興，也是為了答謝書記的知遇之情。  
三姐師范畢業(yè)參加工作后，每月從她不寬裕的工資中拿出幾塊錢交給父親，補貼家用。但父親一分錢也舍不得花，全部用于供我讀書。我就讀的高中在近6公里外的集鎮(zhèn)上，不可能象讀小學初中那樣早去晚歸，只有在學校住宿。每星期周六回家一次，拿米拿菜，三姐給父親的這些錢除給我交學費外，還用于給我買些醬豆，辣蘿卜，臭豆腐等咸菜，有時還買點肉，讓母親煨一罐香噴噴的蘿卜湯，等我回家吃。說實在話，那時讀書，總盼著星期六早點到來，以便回家飽飽口福。  
父親對我的學習成績很在意，每次考試成績單出來，他都要認真地看，如果發(fā)現(xiàn)那一門功課一成績下降了，他便提醒我不要偏科。如果那門功課成績超過90分，就獎勵我兩元錢，有一次期中考試，我的六功課有4門成績超過了90分，父親只有7元錢，他打趣地說，欠你一元，待期末成績出來時一起給。這件事在我腦海里至今仍記憶猶新。  
父親還非常支持我學習書本之外的知識。我讀高中時，擔任學校的宣傳組長，在為學校辦墻報的過程中，喜歡上了畫畫，需要買一些紙張，水彩顏料，畫筆，報刊插圖資料等等。父親寧可戒煙戒酒，也要滿足我的需求。每年五一、國慶節(jié)，我們學校都要出慶祝節(jié)日的墻報，張貼在集鎮(zhèn)的鬧市區(qū)。有一次，父親為了看墻報，拖著殘疾的腿，走了5公里路。當然，父親“醉翁之意不酒”，他最想看并不是學校的墻報，而是我畫的刊頭畫。當他聽到許多看墻報的人夸刊頭畫畫得好，父暗自高興�；丶液髮δ赣H說，我們家老么畫畫的手藝不錯，今后說不定大有用處呢。  
父親的話果然得到驗證。我高中畢業(yè)后，正值豐山公社組建電影放映隊，需要招聘一名有美術功底的高中畢業(yè)生，制作幻燈宣傳片，于是，我有幸招進了放映隊，成為一名“亦工亦衣”的放映員。我很愜意，也很敬佩我的父親，是他辛辛苦苦供我讀書，并全力支持我畫畫的愛好，才使我從兩百多名高中畢業(yè)生中脫穎而出。  
雖說放映員當時是一個令人羨慕的職業(yè)，但我是“背米袋”編制，商品糧戶口沒有解決，這也是父親的心病。1976年，電影隊為了解決我的編制問題，從公社爭取到一個名額，推薦我去師范學校讀書。拿到入學通知書后，我立即趕回家，準備把這個消息告訴父母。此時母親不在家，家里只有父親臥病在床。原來，母親幫三姐照顧小孩去了，家里只有父親一人，父親生病后，怕讓母親和我們擔心，一直把病情隱瞞著，獨自與疾病抗爭，直至臥床不起。我看到父親病情很嚴重，準備通知母親和三姐回來，商量如何給父親治病。父親掙扎著從病床上支撐起身子，對我說，你能夠去讀師范，今后就可以端上“鐵飯碗”了，我也放心了。至于我的病，是慢性病，一年半載也治不好，你就別瞎操心了。我們知道，父親是說一不二的，他說不治，誰也拿他沒有辦法。最后，我還是暗自將這事告訴了母親和三姐，并商量由母親在家照顧父親，三姐自己想辦法帶孩子，對這個方案，父親沒有再反對。  
1917年7月15日，腦溢血疾病給予父親最后一擊，他老人家突然離開了我們，享年60歲。他老人家走得那么倉促，沒有來得及給我留下一句話，也沒來得及用他慈祥的目光再看我一眼。留下的是更多的思念，更多的遺憾。當我得到噩耗從學校趕回家里時，看到只是父親的遺像和山坡上的那座新墳。我跪拜在父親墳前，潸然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