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了，殺人了!大學生，博士生，博士生導師……沒有什么時候比今天更能讓我們聽到這么多關于高校的負面新聞。而前些日子，被學生贊為不“追逐名利”的北師大博導文力先生的自殺更把人們對中國高校的憂患推到極致。

是啊，堪稱“功成名就”且淡泊名利的博導都要自殺，高校其他學子們的自殺當然便不難理解了，因為他們不僅“功不成名不就”，而且面臨著太多的誘惑和壓力。而在誘惑和壓力面前，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失控了，選擇了自殺或犯罪兩個極端來“超度”壓力，來發(fā)泄憤懣，來滿足虛榮!而眾所周知的是，犯罪的“啟蒙”或在于“殺人游戲文化”這樣的刺激，而犯罪的極致便是真正去體驗“殺人快感”!

有人會說：“這遠不是主流”，但我要說，這種“殺殺現象”卻以血淋淋的方式引發(fā)了全社會的不安，他們都急切地想知道，如今的大學生究竟怎么了?

事實上，在我上大學的時候也是有“郁悶”的。但在當年，外界的誘惑還沒那么多，就業(yè)壓力等還沒那么大，所以，充其量也就是“寂寞也總在夜里，悄悄地來拜訪”這類“校園民謠”中唱的苦惱。然而現在，在改革開放20多年后，情形已經發(fā)生了質變。我們沒經歷的，如今的大學生需要面對;我們沒選擇余地的，如今的大學生需要抉擇……

有比較才有鑒別，但比較同樣會帶來痛苦;沒有選擇會失落，但選擇多了卻會帶來實實在在的痛苦。更何況，當今大學生面對的“比較”是那么強烈，可供“選擇”的價值觀和生活模式，又是那么多——

學生中的“貴族”對貧困生是一種“比較”;女生樓前排隊的高級轎車對沒車“理睬”的女生是一種“比較”，同居的紅男綠女對單身漢們是一種“比較”，而更為現實的就業(yè)“比較”，讓許多學生變得或自卑，或功利，或者干脆失去了對社會公正的感覺。

更值得注意的是，和我們以及“70年代”人相比，“80后”的獨生子女大學生變成了如今大學生群體的主流。所以，獨生子女一代特有的依賴、自尊、敏感和特立獨行等性格特征更讓其對“比較”結果的反應更加強烈!在“蜜罐”里長大的一代人一旦離開父母，通常便會發(fā)現自己變得異常無助和孤單，一個直接的后果，便是反映其脆弱及其反抗脆弱的極端行為大量出現：日前，中國社會調查所(SSIC)對北京、上海、廣州等地高校的1000名大學生進行調查后顯示，竟有超過1/4的被訪者曾有過自殺念頭;而在另一方面，大學生犯罪案例的增加也讓人觸目驚心。僅從北京海淀區(qū)來看，從2000年到2005年，大學生犯罪人數便呈逐年上升態(tài)勢：2005年在海淀分局刑事拘留的大學生是2000年的3.8倍，犯罪人數上升282%!而犯罪的主要類型并非人們想象中的高智商犯罪，恰恰是敏感孤獨人群才會出現的“刺激—反應型”暴力犯罪。

可以看到，隨著我國貧富差距的擴大，當代大學生在價值取向和行為模式上的“乖離率”也越來越大了。19世紀的自由主義啟蒙者說“不自由，毋寧死”，如今的大學生群體則用行動宣稱：“不殺人，便自殺”!

不是么?自殺之聲時有耳聞、“殺人游戲”遍地開花，便是很生動的現實寫照。在此，時髦的拜金主義為此奠定了基礎;猖獗的教育腐敗為此做出了“貢獻”;不得已而為之的“獨生子女政策”客觀上埋下了隱患，而失落的“信仰教育”則把畸形的“兩極思維”推向了極致。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敏感的大學生們自然會以更為極端的自私或者虛無表達他們對生活的絕望。

當然，大學生游走于兩極的“殺殺現象”并非主流。深厚的民族傳統(tǒng)、良好的家庭教育、進取的社會風化、積極的心理引導，都會讓絕大多數大學生走出迷茫，最終成為社會需要的人才。但是，當“自殺”成為2005年高校流行詞，甚至也必將成為2006年高校流行詞的今天，全社會難道不需要來一次深切的反省和懺悔嗎?中國的教育向何處去?中國的大學生們能否走出新世紀的迷茫?我想，某一方面的努力肯定無濟于事。但中國的未來就在這些花季青少年的手中，我們除了竭力破解，別無選擇。